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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小果:大卫·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批判限度

202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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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小果

来源:《当代葡京娱乐》2021年第2期

 

  摘要:《资本的限度》是大卫·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扛鼎之作,尔后系列著作均是《资本的限度》的衍生物。价值与空间的整合、“三块危机”与“时空修复”是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结构,空间(地理)、价值流动、过度积累、固定资本、金融系统是其重要范畴;劳动价值本体的流通化、资本矛盾性质的空间化、阶级结构关系的权力化是其逻辑实质;预设独立的空间视角、缺乏大写的历史逻辑、虚化主体的空间革命是其理论局限。哈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论》进行的空间化、经验式的降维改写。

  关键词:大卫·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资本论》

 

  大卫·哈维是一位活跃、多产、极富盛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他经历了从社会地理学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转变。地理学背景帮助哈维“发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重的缺陷”[1]19,即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空间缺位。《资本的限度》出版标志着哈维理论立场的转变。这部著作阐释了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结构和重要范畴,其后系列著作均是《资本的限度》的衍生物,包括他精心建构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学界通常给予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莫大关注,而忽略其空间理论的真正内核:“空间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构成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另一方面,这个逻辑基础却是哈维在理论立场转变后,对“空间政治经济学”作出的哲学补充。然而,囿于实证主义的地理学背景,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既未达到、更未超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高度和理论深度,他只是对《资本论》进行了空间化、经验式的降维改写。这种改写一方面依然有其重要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又总给人以“隔靴搔痒”的感觉。

 

  一、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结构范畴

 

  《资本的限度》是哈维潜心十年研读《资本论》的思想结晶,奠定了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崇高的学术地位。该著作前11章是哈维基于自家理论视角和理论需要,对《资本论》的重新阐释。通过重述,哈维指出以往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马克思)的“理论缺陷”;再在最后2章阐明其“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整体逻辑,回应前数章埋下的问题伏笔。[1]38-40哈维《资本的限度》正是如此规定其“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结构与重要范畴的。

 

  (一)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结构

  价值与空间的整合是“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结构之一。哈维认为,站在资本持续积累这一整体性立场上[1]12,应舍弃“重资本生产、轻资本流通”的理论偏见,并置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于同等重要地位[2]1。在时间维度之外,空间(地理)成为价值的内生性要素。价值与空间的整合,视空间为人类活动之根本的物质属性和社会的生产属性,即空间生产就是资本持续积累(社会和阶级再生产)的一个活跃环节。[1]577哈维是这样论证价值与空间的整合的:空间是商品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但在商品生产和流通中,物质性的空间转化为社会空间,这表现在必要性和充分性两方面:在必要性方面,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必定是在某一特殊地点进行的,不同地点的具体劳动唯有通过空间交换才能进入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中,若无此般空间整合,价值便无法成为抽象劳动的社会形式,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造成不同价值体系间交换的不平等。[1]577,578在充分性方面,资本和劳动力的“地理机动性”给予价值与空间整合以充分条件。或者说,资本在空间中的流通,就是在整合价值与空间,[1]579,580资本是指内含了运输网络、自由劳动力、信用货币体系、生产过程区位、建成环境之空间格局、领土性的社会基础设施等相关内容的总体性规定。[1]580,630

  “三块危机”与“时空修复”是“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又一核心结构。分析资本流通危机的发生及其疏解是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在哈维看来,作为矛盾有机体的资本,它的流通危机并不存在于资本形构的时空之外[1]3。哈维指认马克思产业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造成的资本价值丧失与过度积累为“第一块危机”[1]312,313,并将其规定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根本来源”[1]649。但哈维又认为,“第一块危机”理论无法解释资本流通危机对整个物质性时空节奏的根本改变[1]58,因为,资本家为疏解“第一块危机”而寻求的是一种“时间修复”方案,即大规模投资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这两项举措都能在短期内促进资本循环和价值流动;并且,在马克思两大部类间的“初级资本循环”以外,开辟了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间资本流通的“次级循环”。[1]376,378“次级循环”在吸收剩余资本的过程中,形成了资本流通的特殊的时间节奏:危机以信用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形式得以延迟与扩大。[1]378,379在“时间修复”环节中,信用货币和金融体系方面的危机被称为“第二块危机”。[1]39,503资本又努力通过“空间修复”来疏解流通危机。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是资本的全球性“空间修复”方案,而资本全球性地理扩张加剧了国家与地区间、国家与国家间不均衡的发展趋势,加重了世界性系统危机的程度。这便是资本的“第三块危机”。[1]632-688

 

  (二)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

  从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主要著作中凝练其重要范畴,看似容易却又稍显困难。容易在于,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意指十分明确,以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间的矛盾为澳门葡京真人,以空间为分析的总体视角,探讨资本流通危机及其疏解的相关问题;困难在于,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关涉的重要范畴,在逻辑层次上并不明显。因为,哈维自己并不重视范畴之间的逻辑层次,而是热衷于对资本建构的经验性地理景观的描述。不过,通过对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把握,凝练其重要范畴依然是一项可行的工作。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基础上,依据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结构,笔者认为,空间(地理)、价值流动、过度积累、固定资本、金融系统是其重要范畴。这些范畴不仅或直接、或间接地高频出现在哈维的主要著作中,而且能够概述哈维思想的主要内容、连贯其思想的逻辑结构。

  第一,毋庸置疑,空间(地理)是哈维理论体系最核心的范畴。地理学出身的哈维,其“空间政治经济学”实质是资本批判的地理学,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经验化的实证性空间理论。空间(地理)既是哈维思想体系的最高核心,也是哈维理论建构的最终目标。第二,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尤其是《资本论》第二卷给哈维理解城市化的政治学和区域不均衡发展的动力学提供了很多灵感。[2]6哈维自言到,“资本就是流动中的价值”[3]197,但读者历来只重视《资本论》第一卷价值生产环节而忽视后两卷价值实现和分配环节[3]66。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工作,都以价值流动为逻辑起点和核心线索,把价值生产、资本循环、“三块危机”、“时空修复”、货币金融等置于价值流动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讨论。第三,在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语境中,资本的过度积累是关涉价值流动的关键问题。它是价值流动范畴的聚焦化,即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间矛盾的具体化,自然也是“空间政治经济学”考察的核心对象。资本过度积累意味着价值流动的中断,资本过度积累的“疏解”意味着价值流动的继续,也就是资本持续积累的时空形构。笔者有时会遵循哈维的思路以“流通危机”表述经济危机的原因就在这里。第四,基于价值流动的空间视角和空间方法,哈维并不重视如阶级、可变资本、价值构成、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私有制、公有制、社会形态等概念,但是,固定资本在“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结构中占据了异常显著的位置。可以说,在“三块危机”与“时空修复”的核心结构中,固定资本是其联系性的、功能性的环节。第五,金融系统。金融系统包括哈维讨论的银行制度、信用货币、投机资金、消费基金、商业利息、生息资本、期货、票据、地租、租金等等。不难看出,空间(地理)、价值流动、过度积累、固定资本、金融系统构成了从整体到局部、自抽象而具体的概念的运动和范畴的演化,其中,固定资本与金融体系属于同层次范畴。

 

  二、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实质

 

  哈维断言:“倘若对时空性的辩证法没有扎实的领会,历史唯物主义——我更愿意称之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materialism) 就无法存在。”[1]19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马克思)都未能在历史层面给予空间应有的重视,甚至忽视了空间,这是国外空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致看法和理论设定。上文揭示的核心结构和重要范畴,已经隐含了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实质:劳动价值本体的流通化、资本矛盾性质的空间化、阶级结构关系的权力化。

 

  (一)劳动价值本体的流通化

  哈维称,马克思把资本的内涵定义为一种运动中的价值,一种在竞争性定价市场中通过商品交易为他人提供的社会劳动。[3]7哈维觉得,相比于“以钱生钱”的庸俗定义,马克思更喜欢“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这一规定。[3]11在哈维看来,马克思否定了“价值实现过程对于价值生成和价值运动具有关键推动力”的观点,但未给出充分理由。事实是人们对使用价值的需求和欲望是能够对价值生产和价值运动产生有效推动力的。[3]31看上去,哈维所说的价值流动与马克思版本的价值流通是一回事,其实不然。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一般、资本、货币,价值、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利润、平均利润、超额利润、垄断利润,利息、地租等系列范畴既有逻辑的内在联系,也有实证的经验性质。《资本论》蕴含着逻辑高于经验、关系先于时空的观念。哈维认为马克思重生产、轻流通,观点“片面”,事实上,这种“片面”自有其道理和缘由。可是,出于自己思想体系的需要,哈维曲解了这一点,并假借马克思之口说出自己的主张。哈维说:“增加的价值是隐含的,直到商品在市场上卖出来才得以实现。”[4]81顺着马克思的意思,哈维过犹不及地“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

  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不能实现货币化的“惊险—跳”就会被摔坏。这一论断被哈维“发展”为,不能实现的剩余价值就只是可能的、隐匿的价值。在哈维这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机制造成剩余价值流通危机的理论逻辑,变成了“价值流通危机的原因是商品不能变现”的同义反复,变成了剩余价值流通决定剩余价值凝结的理论逻辑。哈维只强调了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间的矛盾的有机整体性,忘记了剩余价值生产是不同于剩余价值实现的“决定式”,而非“关系式”。哈维口中的价值流动意在强调资本循环、资本流通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而非逻辑关系和历史意义的运动概念性。例如,他借助波粒二象性证明自己的观点——资本既是一种价值持续流动的过程,也是一种表现为物质形式的东西(货币、生产活动、商品),不可偏重其一,而须等同视之。[4]70,71哈维甚至把货币和它代表的价值之间的差异视为资本的第二个根本矛盾[4]20。

  当然,哈维的这个观点在其“空间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倒是连贯的、一致的。在其新作《马克思与〈资本论〉》的总括章,即第一章《资本作为价值运动的示意图》中,哈维借鉴《美国地质调查局绘制的水循环图》,绘制了《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绘制的价值运动示意图》[3]4,10,这足以说明其“空间政治经济学”之空间流通的本体论性质。在《马克思拒绝劳动价值理论》一文中,哈维认为马克思压根儿没有提出过“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商品交换兑现时价值才能存在的主张”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解得出的结论,还直接喊出“没有市场,就没有价值”。[5]

 

  (二)资本矛盾性质的空间化

  在《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②中,充满了对资本矛盾及其性质的空间化误读和改写。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生产、循环、流通等涉及到的“空间”问题,马克思是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角度去把握资本矛盾及其性质的。就资本的社会性质而言,资本矛盾及其性质同经验的、实证的“空间”没有内在关系。与马克思不同,哈维把空间定义为融入资本生产、循环、流通等环节的内生性构成要素。哈维的理论用意十分明确,把经验的、实证的“空间”内化到资本矛盾及其性质中,将资本矛盾及其性质置换为空间生产的矛盾及其性质,从而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就被挪移为人的地理空间的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利润率下降趋势、生产比例失调、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只是资本矛盾及其性质的外化和表象,因为,资本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资本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哈维却从价值流动是否持续、资本循环是否畅通来理解资本矛盾及其性质。哈维的逻辑推导是这样的: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变化都发生在具体的空间中,那么,引发危机的相关力量自然从具体空间的物质中产生。[1]630哈维以地理学视角来看待资本积累的全球化问题。他认为,全球性城市空间扩张和空间整合吸收了剩余价值、剩余产品,这对促进价值流动和资本循环有关键作用,这既是一般意义上的空间生产,也是特殊意义上的空间生产。[2]297哈维直言,资本存续与否决定于如下两个速率的匹配情况:经济复合增长速率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融资速率。[6]

  哈维的“空间批判逻辑”已经僭越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逻辑”[7]。通过一般性和特殊性交叠的全球空间生产,资本实现了自身积累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不均衡扩张,建构了空间资源分配、消费不平等的地理学景观,引发了系统性的全球空间矛盾。[8]在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语境下分析资本运动,哈维当然会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主义的时间和空间是利率还原的表现,它们反映着资本积累的情况。[1]627资本矛盾及其性质被哈维偷换为“空间生产矛盾及其性质”,又将这一矛盾归结为“资本和劳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机动性”与“实现这种机动性而采取的空间(地理)形式的固定性”之间的矛盾[1]575,631。资本矛盾及其性质被“空间生产矛盾及其性质”所置换,即资本矛盾性质的空间化。

 

  (三)阶级结构关系的权力化

  马克思视域中的阶级结构及其关系在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思想里是空缺的。虽然,哈维考察了劳动力的地理迁移对资本积累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的重要影响,但是,阶级结构关系意义上的劳动者被物化在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中,消解在资本主义的地理学景观中。如此,阶级结构及其关系就以地理学的权力结构为中介而相互关联。正如唐正东所言,哈维把空间的社会建构理解为政治权力的再生产,进而理解为一种独特的、冲突性的历史地理景观。[9]

  更重要的是,哈维的权力结构还不是马克思视域下阶级结构及其关系的那种权力,而是一般性的政治权力。例如,在哈维看来,辩证法应该把道德、伦理、政治的选择和创建,融合在认识主体所获得的建构性知识里,并将其当做权力性的话语[10]65。依照哈维理解的辩证法,地理学研究的焦点是“民族国家如何将权力内在化(或失去对这些权力的控制)”[串问题。面对阶级结构及其关系的新形式(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哈维将其界定为全球政治精英阶层的政治权力新规划,“我们可以将新自由主义化理解为一项乌托邦计划—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或将其解释为一项政治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11]这样阶级结构及其关系便被改写为在冲突性空间格局中的一般性的政治权力结构及其关系,阶级斗争、劳资对抗、社会生产、资本积累、价值流动都被解释为这样一个过程:在相互抵牾的空间架构中,政治权力相互间的牵扯、对抗的过程。哈维把这一过程表述为“既、又”的政治选择。[12]169,资本主义的一切不均衡的空间地理意义上的发展都是统治精英“霸权阶级规划的结果”[12]218。

  一方面,哈维把“新帝国主义”理解成二重性的空间流动,即国家内置的财产权力的空间流动和资本全球化系统内部权力的空间流动;[13]另一方面,他也用一般性的政治权力来解读私人财产与资本主义国家、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间的阶级结构及其关系。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的“矛盾3:私人财产与资本主义国家”和“矛盾4: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中,哈维从私有财产权、国家专制、暴力使用权、货币管理权、经济债务权、公共行政权、一般法权、人权等方面,剖析了私人个体与公共实体间矛盾的激化是如何导致资本流通危机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从而催生空间革命的。[4]69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等范畴几乎绝迹于哈维的理论体系。哈维甚至认为,阶级及其权力都是含糊不清的,是难以衡量的社会关系。[1]6

 

  三、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局限

 

  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分析资本、价值如何在时间中建构自己的地理学景观(空间景观)。哈维的优点是,开辟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新的理论视角。遗憾的是,这一视角存在一些理论局限:预设独立的空间视角、缺乏大写的历史逻辑、虚化主体的空间革命。

 

  (一)预设独立的空间视角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然而,这个逻辑基础却是哈维理论立场转变后对“空间政治经济学”所作的哲学补充。哈维在1985年出版的《资本的城市化》(英文版)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14],在1996年出版的《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英文版)中他重申了这一理论目标:“我的目标是重构理论,使空间(以及‘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基本要素整合其中。完成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特别地,把‘空间的生产’,或者更一般地,把‘自然的生产’所意味的东西加以理论化……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辩证的和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10]11。哈维不但没有意识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升级,而且还在努力进行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空间化的本体论解释。哈维一直都是一位地理学家,他从一开始就是用地理学去阐释《资本论》,而非用《资本论》去“洗礼”地理学影响下自己实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成功地用地理学理解、改写《资本论》后,哈维必须为自己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寻求“形而上”的理论根据,这便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哈维在《地理学中的解释》谈到,要把哲学思辨和科学计量有机统一起来,运用到地理学研究中,“当我设法把传统的地理学思想的积极方面和计量化所蕴含的哲学汇合在一起时,我惊奇地观察到地理学的全部哲学变得多么生气勃勃和至关重要”[15]。将哲学和地理学结合成一门可思辨的、可计量的“空间科学”是哈维的理论夙愿。政治经济学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理论入口。地理学视域下的资本流动,只是一个有时间意义的地理学问题:不同的领土和社会结构,不均衡地镶嵌在世界普遍交往的历史进程中’不均衡地镶嵌在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之“空间转移”的历史进程中’这两个进程已经创建了资本积累和价值流动的全球性的“时间—地理学”。[16]在完成《资本的限度》后,哈维有意识地建构“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阐释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宣言”:(1)大众的、摆脱了偏见的、促进平等交流的地理学;(2)民主的、人民的地理学;(3)接受科学性和价值性双重方法论原则的地理学;(4)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注入了理论敏感性的、带有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地理学;(5)提供替代资本主义政治方案的地理学。[15]为使政治经济学批判空间化的本体论获得坚实可靠的普遍依据,哈维对空间做了一番分类学意义的形而上学阐释③。显然,促使哈维进行这一阐释的“事后补充”意图很明显。哈维是带着自觉预设的地理学视角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尔后又竭力论证“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依据的。

 

  (二)缺乏大写的历史逻辑

  “空间政治经济学”预设独立的空间视角也意味着哈维的理论缺乏大写的历史逻辑。有学者指出,由于地理学背景,哈维理解的历史与马克思谈的历史并不在同一个层次,因为在哈维这里,哲学性质的历史概念与经验性质的时间概念相差无几。[7]联系哈维的空间化和权力化理论逻辑,就不难理解他的这句话了,“历史就成为一连串有关存在的或政治学的选择,这些选择不具备必须的导向性逻辑或任何清晰可辨的终结状态。”[12]169为了突出空间的本体论地位,哈维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进行了简单化的、实证化的地理学式的处理:不是在历史哲学的高度界定“历史”,而是在经验性的时间维度、政治选择的权力维度、空间性的地理学维度来界定“历史”概念,是从“资本所建构的地理—空间景观的连续性的角度,来理解所谓历史视角的”[9],他对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决定的阶级结构及其关系的“生成历史”并不感兴趣。哈维自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作为空间格局、哪怕是特殊的空间格局而存在。”[1]644

  《资本之谜》是从论述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列为资本根本矛盾的第一对矛盾。可见,哈维对商品价值概念的理解并未达到大写历史的逻辑高度。基于劳动价值本体流通化视角,哈维认为,资本批判的关键不仅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批判,而且是使用价值生产的批判;如果不能理解使用价值,就无法理解价值;[1]44价值若要保持为价值就必须通过交换和消费来实现;“价值必须以某种物质性的方式被代表。”[1]64他甚至责备马克思对价值概念的定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内涵单一、内容不明(例如,哈维反问马克思:“哪种人类劳动是社会必需的?”)的缺陷。[18]哈维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空间政治经济”的逻辑自洽。不可否认,在经验上,价值的实现和价值的流通必须依赖市场空间,消费使用价值必须依赖生活中特殊的、不计其数的身体空间(消费个体)④。不过,哈维秉持“使用价值第一”的理论立场,疏离了价值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逻辑距离。

  当哈维把马克思“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19]这段话,改写成“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看商品就能分辨出它是由在意大利合作社工作的快乐的劳动者所生产的……或者由瑞典受到充分的劳动法规和工资协议保护的雇佣工人生产的”[10]264,265时候,就已将马克思的核心问题即劳动过程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偷换为政治权力对个体劳动时空建构的合法性问题。[9]

 

  (三)虚化主体的空间革命

  资本矛盾性质的空间化与阶级结构关系的权力化逻辑,已经内在地决定了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解放理论的主体虚化问题。马克思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主体确定为不断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在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是虚幻的、悬置的、模糊的。哈维既不谈无产阶级政党,也不提无产阶级组织,而是呼吁以差异性力量的“空间联合行动”来对抗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哈维“希望的空间”只是“埃迪里亚”式的愿景,《希望的空间》也只是一部文学虚构的乌托邦场景而已。[8]哈维无法找到革命行动的有效物质力量和坚强组织结构(他明确反对列宁式的先锋党和政治组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终只是一位地理学家。他认为,因为“劳资矛盾不能独立解释危机”[4]65,所以“过度强调劳资矛盾,而且把它当作独立存在、与资本的其他矛盾无关,对我们革命性地寻求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是有害的。”[4]69哈维是从资本建构的地理学景观角度来批判空间剥削和空间压迫,自然也就以空间为重点探讨解放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策略。

  哈维的“空间革命”方案是怎样的呢?“正义”被他置于“空间政治经济学”解放纲领的核心位置。“像空间、时间和自然一样,‘正义’是一组社会地理构成的信仰、话语和制度,它表现了社会关系和竞争性权力构型与特定时间内调节和安排地方的物质社会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一个正义体系一旦制度化,它就成为一种‘永恒’,社会过程的所有方面都与之有关。”[10]380哈维把正义归结为政治和话语的权利表达,认为工人阶级应该争取这项重要权利。他在反对本质主义的同时,强调政治和话语表达的差异性是正义的基本原则。[20]否定掉马克思主体解放理论后,哈维提出了“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解放纲领即“社区革命”理论。以柏拉图的城市乌托邦为蓝本,哈维勾勒出这样一幅“希望的空间”图景:

  人类和自然以动态的、共同化的方式连接在一起,生活在一个立体复合的具有“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社区责任明确、扶植地区特殊文化、全球性和地方性有机共存、城市规划”等多功能的城市社区空间中[12]227。这个空间必须按照工会、自治组织、社区合作社等形式组建,必须突出多元(多样)性和身体(个体)性特征,并把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宗教信仰的人道主义结合起来,开展全球空间中身体和政治的斗争,因为“动用暴力可能有危险的后果。革命人道主义必须为此难题提供某种哲学答案”[4]323。身体的政治斗争又落实在身体劳动和身体消费的价值流动层面。⑤劳动者作为真实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生存在社会空间中,并通过身体政治的抗争不断改善自身的境况。⑥

 

  四、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评价

 

  虽然,哈维说“这种类型的著作(《资本的限度》—引者注)不容许得出结论”[1]680,但是,总括性理解和整体性评价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是能够做到的。

 

  (一)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前后,西方左翼思想出现了多种理论转向,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只是其中之一。促成这些理论转向的主要原因有:第一,重新解释资本主义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具体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过度积累和资本流通危机并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演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形式和阶段上的变化迫使左翼理论家,或根据马克思理论作出“再”解释,或颠覆马克思理论作出“新”解释。不管怎样,《资本论》描述的那种社会生产和生活现象已不复存在,理论家必须对此予以理论说明。第二,寻求革命新道路的需要。事后看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五月风暴”标志着20世纪的革命(无论是资本主义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工人革命)已经惨淡收场。对那些一直坚守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政治信仰的人们(尤其是置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人们)而言,“惨淡收场”犹如晴天霹雳。他们对经典的革命理论、革命方法产生了深度怀疑(这里的“怀疑”是中性词)。怀疑的结果无非是,要么彻底放弃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走向极端,要么抱着呆板的教条而固执成见,要么另辟蹊径选择“第三道路”。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首先不是其理论的具体内容如何,而是作为历史剧烈变化中左翼思潮的一支,自觉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种理论形态而呈现于世。这是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时代意义。要知道,在那个历史和理论双重转向的特殊时代,告别社会革命和离开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潮流”法兰克福学派没落了,后马克思主义兴起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已不再时髦了。当不少理论家都在正儿八经地讨论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后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哈维从地理学角度主动拥抱《资本论》。当此轮资本全球化浪潮滚滚袭来并高歌猛进的时候,哈维在讨论“新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而不是去分析高度哲学化的“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符号学”。在欧美左翼思潮中,哈维是明显自觉靠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一。哈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种新形式,的确给人们描述了、呈现了、分析了整个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空间面貌,推进了人们对《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的深入了解。这是哈维不同于当代其他左翼理论家的地方。所以,在推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哈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二)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资本镜像

  然而,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因其自身的逻辑实质和理论局限,又辩证地沦为现代资本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镜像。“空间政治经济学”同资本展开激烈的理论斗争的同时,又被资本深度同化。[7]由于马克思阶级结构关系线索在哈维这里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次要性的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力度被哈维极大地弱化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阶级关系主体论被置换为空间批判的本体论。在“空间政治经济学”中,经验高于逻辑、时空先于关系,是哈维自觉或不自觉的逻辑线索。空间批判本体论造成了哈维“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空间拜物教问题。阶级结构关系被物化降格为秩序性、结构性的空间格局;历史被物化凝固为地理空间,进而被理解为外在性的地理学景观。米歇尔?福柯曾指出,现代科学体系构造的空间正是资产阶级统治下权力布控和思维规训的基本形式。强调共时性的空间化策略是剥削阶级共同的理论爱好。不强调历史性,不凸显唯物主义的历史维度,就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规训。马克思“时间消灭空间”思想的重要意义之一,便是努力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空间拜物教的意识形态统治。

  回到哈维的理论起点,应该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哈维为何要执着于建构“空间政治经济学”。解释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并给出疏解这一危机的政治行动方案,是包括哈维在内的整个左翼理论界面临的历史任务。“在写作《限度》(《资本的限度》—引者注)时,我当然免不了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解释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1]23哈维的理论初衷蕴含了“空间政治经济学”全部秘密,包括其逻辑实质和理论局限。2006年,哈维在《资本的限度》Verso版的“导言”中写道:“1975—1977年的所谓纽约财政危机非常戏剧性地把城市与全局结合起来了;凭借后见之明,我现在把这场危机解释为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和阶级权力的恢复所打出的关键的第一枪。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具有争议的问题至今是如何理解危机的形成。”[1]23言下之意,“空间政治经济学”有效弥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足”。但当读到《资本的限度》结语时,不难得出如此结论,尽管哈维的空间理论有其历史价值和思想意义,但在根本上他依然是错的,因为他陷入资本主义布控的理论镜像之中:

  “理论是与历史的和地理的重构协同发展的;它们全都被抛进了政治实践的火焰,形成了一种理智的熔炉,从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策略,借此可以对社会进行理智的重构。这项任务十分紧迫,因为世界受困于各式各样疯狂的危险——包括全面核战争的威胁(这是价值丧失的一种可耻形式)——这种紧迫性肯定不需要证明。如果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这些界限,就要靠我们找出办法,超越资本本身的界限。[1]688

 

  注释:

  ①整体性阅读哈维主要著作能够得到这一结论。哈维的主要著作:969年《地理学中的解释》,1973年《社会正义与城市》,1982年《资本的限度》,1985年《资本的城市化》和《意识与城市经验》,1989年《后现代性的条件》和《都市体验》,1996年《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2000年《希望的空间》,2001年《资本的空间》,2003年《巴黎,现代性之都》和《新帝国主义》,2005年《新自由主义简史》,2006年《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2010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和《资本之谜》,2013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2014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2017年《马克思与〈资本论〉》。以上所列著作的出版年号均以英文第一版为准。

  ②参见:中文版《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的第1卷和第2卷。

  ③哈维把空间分为“物质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达”和“表达出的空间”。物质空间实践是社会再生产在空间中并跨越空间的物理流动和转变;空间的表达是空间实践被理解和表达的符号、含义、代码和知识;表达出的空间是人们对空间实践的艺术创造和感知模式。可以说,他将空间划分为两类:事实展面的物质空间和认知模式中的表征空间。他承认物质空间的客观性,但又认为空间的表达与认知能力和概念符号相关,而表达出的空间则与内心创造有关。详见《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戴维?哈维著,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3年版)第274-281页。

  ④在“虚化主体的空间革命”部分会进一步论述该观点。

  ⑤这与前文论述的“劳动价值本体的流通化”逻辑一脉相承,与哈维从“物化视角”和“权力视角”理解马克思的思路如出一辙。

  ⑥哈维《希望的空间》著作的第二部分“全球空间中的身体和政治人”集中讨论了身体与政治的斗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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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M].谢富胜,等,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3]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M].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4]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5]米歇尔?罗伯斯.大卫?哈维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解释为什么是错的?[EB/OL]. (2018-05-21) [2020-11-08]. https:// www. thepaper. cn/ news Detail_ forward_ 2126216.

  [6]大卫?哈维.资本之谜[M].陈静,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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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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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强乃社.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及其意义[J].广州:现代哲学,2011(3):4-19.

  [18]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M].刘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29.

  [19]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15.

  [20]熊小果.“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失真[J].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44.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UCugNvG7qZW6eKIWj6dcQ

  (编稿:刘益建;审校:张吉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