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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琦:当代中国宏观经济思想的变迁

202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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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琦(中国社会科学院葡京娱乐所)

来源:《中国改革》2021年第4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对“中国特别重视经济增长”这一现象感到不解。其实,只要对中国近代史略加考察,就不难找到答案。原因在于,自晚清以降,“寻求富强”始终是中华民族的首要目标和最大共识。

  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洋务派开出的药方是办军工和兴实业,办军工是为了自强,兴实业是为了求富。在洋务派看来,中国的落后仅在器物层面,而中华典章制度仍为世界最优,其主张便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甲午一战,中国竟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事实证明洋务派的办法并未奏效。于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派及主张共和的革命派遂将矛头指向制度,最终革命派胜出,废除帝制走向共和。民国虽已成立,却内有军阀混战、外仍丧权辱国,慢说国家富强,救亡才是更加迫切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进一步将中国落后的根源溯至文化,“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由此展开。

  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无论改良还是革命,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围绕着“怎样使国家富强起来”这一命题而奋斗。无论是清末的“救亡图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赶超”,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翻两番”,乃至当前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求富强都是始终不变的目标和主线。明白这一点,是理解中国经济制度和政策选择的根本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国家终于摆脱了外侮和战争的祸害,可以集中精力开展经济建设。本文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宏观经济思想加以梳理,结合不同阶段的经济形势和决策层的指导思想,着重介绍经济学家群体的贡献。

 

数轮“综合平衡”大讨论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在这种体制下,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并无自主权,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都要听命于上级主管部门,所有经济问题似乎都是“宏观问题”。不过,即便在计划经济时期,仍可大体区分微观和宏观,前者通常称为“经济管理体制”,后者则称为“计划管理”。而计划管理的核心就在于“综合平衡”。所以说,计划经济下的综合平衡,使命和任务大致相当于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

  所谓综合平衡,一般是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包括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考虑对外经济往来时,再加上国际收支平衡。综合平衡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但是,更多地是在借鉴苏联计划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而发展起来的。综合平衡的核心是“按比例”,包括经济和财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和流通、积累和消费等各方面都要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加以全面安排。具体的比例是多少,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都是不尽相同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陈云在1954年讲的这句话,点出了综合平衡的关键所在。

  1956年12月,马寅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一文。文章认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是密切联系的,为使国民经济有计划高速度地发展,必须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实施综合平衡,保持一定的比例。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马寅初提出了他的“团团转理论”:“由于计划经济包括了许多部门和许多环节,我研究的方法,是挑选几个主要环节,然后再一个接着一个地全面地综合地说清楚各个环节的平衡环节,以物价政策开始,最后仍以物价政策终结。换句话说,我是用团团转的方法来说明全部综合平衡理论的。”

  在随后的“大跃进”期间,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遭到了批判。有些批评比较温和,认为团团转并不能说明综合平衡理论;综合平衡不是团团转,不能任意从某一点开始,也不能没有澳门葡京真人。有些批判则比较尖锐,认为团团转是一种“使先进迁就落后,而不是使落后赶上先进”的“消极的平衡方法”。有些批判进一步上纲上线,认为马寅初的团团转综合平衡论“是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货色”,“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恶毒攻击,集中地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

  对马寅初“团团转理论”的批判,是上世纪50年代末关于综合平衡争论的一部分。这些争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往往上升到哲学层面,二是与政策风向密切相关。例如,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于是,强调不平衡的人以此来反对平衡,认为不平衡才是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强调平衡的人同样以此来反对不平衡,认为不能把主观上违反按比例发展造成的不平衡说成是客观的不平衡。又如,当时还有所谓“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说法。强调主观能动性和高速度的人自封为“积极平衡”,而将反对者——包括马寅初及其“团团转”——说成是“消极平衡”。再如,又有“在高速度中求平衡”和“在平衡中求高速度”的争论,前者主张平衡要为高速度服务,以此来为当时的高指标、“以钢为纲”辩护;后者则主张平衡是高速度的前提,否则,不仅平衡无法实现,高速度也不可持续。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时期的结论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从1961年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算起,直到1965年,属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济学界出现了围绕综合平衡展开讨论的第一个高峰。如杨坚白提出,综合平衡应以农业基础,以农、轻、重安排为基础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沈立人提出,应当以“人力、物力、财力”为综合平衡的基本杠杆,平衡就是生产、流通、分配、积累和消费的需要,与人力、物力、财力提供的可能之间的平衡,这实际上讲的是总需求和总供给要平衡。李成瑞从操作层面论证如何实现“预算(即财政预算)、信贷、物资的综合平衡”等等。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上世纪60年代关于综合平衡的这些讨论,仿佛主要是在纠缠概念甚至咬文嚼字,且动辄上升到辩证法层面。但是,比起50年代末的争论,毕竟少了许多意识形态色彩和“选边站队”式的表态,能够从学术本身出发展开讨论。

  回顾这段历史,应当把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综合平衡”区别开来。现在我们知道,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行不通。计划经济既无法解决激励问题,也无法解决价格形成所需的信息问题,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限制了人和资源的自由流动,且由此而效率低下。但是,当时人们却不这样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从理论上为计划经济提供了支撑;另一方面,苏联经济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及旧中国经济的凋敝衰弱,从正反两个方面佐证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以农业集体化为例,现在我们知道集体化效率低下,土地承包制才是更有效率的,但在当时看来却并非如此。当时人们认为,一方面,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都是分田单干,却并未因此致富;另一方面,提高农业生产力必须靠机械化,而集体化是机械化的前提。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60年代初安徽实行“责任田”曾一度得到高层的许可,但却很快就遭到否定。除了意识形态原因,还因为在当时的认知框架内,分田单干只是暂时提高粮食产量的权宜之计,农业发展的大方向仍然是集体化。况且当时多数领导干部还认为,分田单干必然导致农村贫富分化,这也是无法容忍的。因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已经认识到计划经济特别是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弊端,但是,从总体上放弃计划经济,则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所以,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在“计划经济体制”这一约束条件下,坚持综合平衡确实是最优选择。

  按照当代史的分期,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但是,市场经济并非与改革开放同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共识是“以经济建设为澳门葡京真人”,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等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

  “文革”结束后,全国上下都迫切地希望发展经济,把过去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过热即1979—1980年的过热。造成过热的原因,一方面是决策层制定了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且主要集中于发展重工业;另一方面,1978年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导致的企业投资冲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次经济过热,由于在扩大基本建设的过程中,引入了过多的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大型项目,因此也被人们称为“洋跃进”。

  这次过热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并引发了通货膨胀。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76年的积累率为30.9%,1977年提高到32.3%,1978年进一步提高到36.5%。其次是工农业、农轻重比例失调,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的比重由1976年的30.4%下降到1978年的27.8%,工业则从69.6%上升到72.2%;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6年的44.2%下降到1978年的43.1%,重工业的比重则从55.8%提高到56.9%。再次是货币供给迅速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出现,现金()供给的增长率从1978年的9.7%上升到1979年的24.4%,1980年进一步上升到25.5%;与此相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1978年的0.7%上升到1979年的1.9%,1980年进一步上升到7.5%。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也称“新八字方针”),决定用三年的时间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界再次围绕综合平衡展开讨论,形成了综合平衡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高峰。1981年1月,由国家计委葡京娱乐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葡京娱乐所、辽宁省计委葡京娱乐所联合发起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讨论会”在沈阳召开,包括许涤新、薛暮桥、于光远等经济学家在内的170多人参加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60多篇。这次讨论会成为推动综合平衡理论发展的重要平台。

  与上世纪60年代初关于综合平衡的第一次讨论相比,80年代初的第二次讨论不再停留在概念上,思考的深度和议题的广度都有很大进步。例如,有人开始反思我国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问题,并将其与综合平衡联系起来考虑。刘国光提出,我国长期以来片面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造成农业严重落后于工业、轻工业严重落后于重工业的局面;而农业内部结构又片面强调“以粮为纲”,重工业内部结构当中,能源工业、材料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必须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杨坚白也主张,我国应建立一个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的国民经济结构,所以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不能“年年空喊农轻重,年年还是重轻农”,同时必须大力发展非生产性建设和服务业,如住房、零售、餐饮、公共交通。而董辅礽则进一步提出,经济结构不合理,综合平衡实际上很难实现。

  主张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综合平衡,也是此次讨论的一个亮点。杨坚白提出:“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可能离开市场实现问题制定国民经济计划。计划是主观意志。生产计划应该准确地或比较准确地反映市场情况。”董辅礽认为,必须对现行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实施改革,要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具有反馈机制。这个反馈机制,是指“能够通过市场的活动对经济中出现的不平衡作出反应并及时加以纠正。”因此,如何有计划地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经济就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现在看来,这些观点很平常,但是,放在1981年来看,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此时距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有三年。

  回顾历史,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无论是50年代末的“大跃进”还是70年代末的“洋跃进”,都是因为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未能做到“有计划按比例”所致。反过来讲,如果搞好综合平衡、做到“有计划按比例”,主观上不把指标定得过高、不把摊子铺得过大,那么国民经济就能健康发展。这种观点,实际上是60年代初第一次综合平衡讨论时人们的普遍看法,也是80年代初第二次综合平衡讨论时很多人的看法。然而,有人在80年代初对此提出了质疑。董辅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非常深入。他论证说,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要想实现综合平衡,必须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必须考虑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二是必须解决中央计划所需的信息问题,即确保信息是充分的、准确的、及时的。而这些问题在计划经济下实际上无法解决,所以,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实际上根本做不到综合平衡。董辅礽的上述分析,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令人击节赞赏!照此逻辑,综合平衡就不仅是主观上“要不要”的问题,更是客观上“能不能”的问题。这样的认识,为中国最终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发出了理论先声。

 

研究范式和理论基础的转换

 

  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4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仍然是中国宏观经济思想的主流范式。其中固然有改革进程的影响,同时也与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知识结构有关。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大多数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课程,仍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西方经济学课程仅在少数经济学重镇如北京大学(1980年在全国率先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开设。高鸿业翻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版,于1979—1982年分上中下三册陆续出版,该书对整整一代中国经济学子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但是,在教学中,该书仅作为参考使用,并未直接用作教材。当时,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态度仍是批判、借鉴和利用。有人认为,中国不能使用“宏观经济学”之类的名词,否则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是经济理论研究中的自由化倾向。1983年,陈岱孙发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该文后来被《人民日报》转载,西方经济学总算有了“护身符”。直到1986年,“西方经济学”才被国家教委(现教育部)确定为财经类专业的核心课程。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向市场经济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与此同时,改革的重心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从1984年底开始,中国经济再次出现过热。1984年,GDP同比增长15.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7%;1985年,GDP同比增长13.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9.3%。经济过热的背后是货币供给的大幅增加,1984年,银行信贷总额同比增长28.8%;其中仅12月就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4.4%。因此,无论从符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出发,还是从治理经济过热的迫切需求出发,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就变得十分必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非常重要的经济学讨论会及时召开,这便是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影响深远的“巴山轮会议”。1985年9月2日到9月7日召开的“巴山轮会议”,其正式名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因会议在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轮船上召开,故以“巴山轮会议”闻名。多年之后,“巴山轮会议”仍然为经济学家津津乐道,其原因或许有二:其一,当时国内经济学界关于“要不要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存在争论,而“巴山轮会议”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做了澄清。参会的外方专家,无论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欧,都赞同当时中国政府采取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二,从经济学本身来看,“巴山轮会议”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学范式的转型,即从传统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转向现代经济学。

  “巴山轮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参会的外国专家包括来自发达国家的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凯恩克劳斯(Sir Alec Cairncross)等,也包括来自转型经济体的科尔奈(János Kornai)、布鲁斯(Virlin W. Bruse)等。中方专家主要有薛暮桥、马洪、高尚全、刘国光、周叔莲、赵人伟、吴敬琏、张卓元等,当时正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博士的郭树清,以及刚从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毕业的楼继伟也应邀参会。

  “巴山轮会议”的议题大致可归结为两个,一是关于国家如何管理宏观经济,二是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从会后的综述文章来看,参会的中方经济学家当时更看重的是第二个问题,即经济转轨问题。会上,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提出了四种协调机制,即直接的行政协调(IA)、间接的行政协调(IB)、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II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IIB)。这一分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即选择“IIB模式”——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而从中国宏观经济思想的范式转换来看,“巴山轮会议”同样影响深远。例如,著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的发言以《略论非集中型经济的宏观控制》为题,系统地介绍了需求管理政策的主要理论、宏观经济政策所需的制度条件等内容。而且,托宾还建议中国应重视供给管理,慎用需求管理政策来刺激经济。参会的张卓元在多年后回忆说,托宾在会上拿到一张中国统计数据表,就从主要指标看出中国经济处于过热状态,令在座的中国专家都非常惊讶。

  1985年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政策,如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严格控制信贷总额和现金投放、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等等,至1986年开始显现出效果,经济增速和物价增速双双回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学界关于“反通胀”还是“保增长”的争论仍在继续。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改革过程中适度的通货膨胀利大于弊,甚至是经济起飞阶段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所谓“起飞论”在青年经济学人种颇为流行。而另一派则更为老成持重,认为无论从通胀本身、还是从通胀对改革环境的负面影响出发,在发生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时,都不能对其置之不理,必须采取紧缩性政策来治理过热。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开始发生转变,出现了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例如,1986年宋国青、张维迎发表的《关于宏观平衡与宏观控制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就用到了边际储蓄倾向、平均储蓄倾向、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等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工具。

  1987—1989年,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经济过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1987年为7.3%,1988年骤然上升至18.8%。与1984—1985年的过热相同的是,这一轮经济过热背后仍然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双膨胀;不同之处在于,由于“价格闯关”导致的通胀预期,在此次过热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经过1988、1989两年的治理整顿,至1990年,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速也大幅下滑,所以也被称为“硬着陆”。

 

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决策层释放出强烈的市场化信号,造成新一轮经济发展热情的空前高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1992年为6.4%,1993年上升到14.7%,1994年进一步攀升至24.1%(这一年至今仍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最高的一年)。

  面对这一轮经济过热,决策层并未采取传统的办法“压下去”,而是通过深化改革来治理经济过热。1994年开始的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1993年底开始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的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等,使得中国逐步具备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其中,分税制改革,使中央政府的财力大大增强,为中央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奠定了资金基础。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将中国人民银行确立为真正的中央银行,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奠定了制度基础。

  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全面推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至1996年已降为8.3%,1997年进一步降至2.8%;与此同时,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1995年为11%,1996年仍达9.9%。这一轮宏观调控,降低通胀的同时并未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因此被称为“软着陆”。

  至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效果,不仅体现在治理90年代中期的经济过热中,在1998年开始的“扩大内需”政策中,其威力得到了全方位的释放。“扩大内需”的大背景是,上世纪末中国已经基本告别短缺经济状态,“消费需求膨胀”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直接背景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从外部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拖累。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但因此也无法通过本币贬值促进出口。“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出口都无法指望,那么就只能通过投资和政府支出来提振经济。除“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之外,扩大内需的政策还包括“西部大开发”、“黄金周”、“大学扩招”、“住房商品化改革”等等。“扩大内需”政策无疑是非常成功的,1998—2002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8.24%,同时平均通货膨胀率几乎为零。

  经过1998年“扩大内需”的政策演练,运用凯恩斯式需求管理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对中国政府来说已经十分娴熟。十年后的2008年,面临世界金融危机时,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再次出现,即著名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完整的刺激计划还应当把信贷规模考虑在内,2009年全年新增信贷9.59万亿,因此,这一轮刺激计划也被称为“四万亿+十万亿”。

  从防止经济陷入衰退来看,“四万亿”计划是相当成功的。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为14.2%,2008年遭遇危机时骤降为9.7%,由于政策的强力刺激,2009年经济增速仍达9.4%,2010年更是达到10.6%。但是,这一轮刺激计划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如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包括房价在内的资产价格持续攀升、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凸显等等。

  与上世纪的历次经济过热相比,21世纪以来的过热有其新的特点。这便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以消费价格指数(CPI)衡量的通货膨胀却并不严重。这种“高增长、低通胀”的现象给人以一种错觉,似乎只要不断地运用凯恩斯式需求管理政策刺激经济,就可以获得持续不断的增长,且无通胀之虞。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错觉。首先,以CPI衡量的通胀不高,并不能说明不存在泡沫,只不过超发的货币更多地体现为资产价格而非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已。其次,持续不断地运用需求刺激计划,并不能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2015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以下即是明证。实际上,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这也正是经济“新常态”的关键特征。而宏观经济学的一条基本结论就是,经济一旦达到潜在产出水平,通过刺激需求的办法并不能提高产出,只会导致价格水平上涨,无论是消费品价格还是资产价格。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在苏联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就有过关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的讨论(后来也称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而在现代经济学框架下,二者分别对应于要素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驱动获得的。以简单的生产函数来说明,首先是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量的增加(K和L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生产函数F的改变);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创新驱动型增长,相对来说仍然较弱(技术进步A的提高)。而且,要素市场化程度并不够,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不合理,既影响要素配置效率,也妨碍技术进步。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有过关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农轻重比例的讨论,所指正是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政府都会强调“优化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然而,“调结构”一旦遇到“保增长”,往往让位于后者。原因何在?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本文开头提到的理解中国经济制度和政策的主线——寻求富强,也就是弗里德曼观察到的“中国特别重视经济增长”。另一个现实原因是,要素驱动型增长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出来之时,没有足够的激励选择创新驱动。

  众所周知,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中关于宏观调控的表述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率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以往相比,这是第一次将“调结构”摆在“促增长”之前。因此也就不难理解,2015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为何会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进要素市场化、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创新能力等手段,最终都是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目标服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度,要比施行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大得多,并非朝夕之功。而其与需求管理政策也并非替代而是互补的关系。需求管理政策着眼于短期,主要用于应对周期性过热或衰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着眼于长期,其目的在于稳定乃至提高潜在增长率。同时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宏观调控体系。

 

中国宏观经济思想的一些特征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变迁,可以归纳出中国宏观经济思想的一些特征。

  首先,追求富强或“求富”是中国经济制度和政策的主线。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赶超”,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两番”、“两个一百年”,以及当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始终不变的必要条件。

  其次,宏观经济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基础发生了转变,从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转向现代经济学。而且,这种转向并非仅是对体制转型的被动反应。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巴山轮会议”之后,就已经出现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式转换,时间上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贡献。

  再次,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经济增长和防止经济过热的争论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有“高速度中求平衡”和“平衡中求高速度”的争论。改革开放以来,又有“起飞论”和“防过热”之争、“促增长”和“反通胀”之争等等。尽管不同时期、不同理论体系下有不同的术语,但其实质是相同的。

  最后,中国的“宏观调控”概念,在内涵上远大于宏观经济学中的“需求管理政策”。除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乃至科技政策等等,皆可纳入“宏观调控”的工具箱。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整的宏观调控体系。

  (编稿:刘益建;审校:张佶烨)